刚参加工作的黄宗英着制服在B-707飞机上

由一名普通空姐到部门管理者，她以实际的行动和毅力向人们诉说着自己心中的故事。回想所走过的路，她总是坦然面对，“人生不能没有梦想，但梦想不仅仅是幻想，而是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实现，那才具有意义。”所以对她来说，不管未来怎样，今生梦想将永远不会改变……

冬日一个晴朗的午后，我在国航客舱服务部生产派遣部门见到了正忙碌着的黄宗英，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干练、沉稳、豁达，清秀的脸上始终挂着一抹温和的微笑，使我倍感亲切、自然。言谈间，她总有些“跑题”，很少提及自己，我不得不一再提醒她采访的主要意图，她平淡地笑笑说：“干我们这一行，每一位空姐都有不同的故事，我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员。不管是当空姐也好，还是从事管理工作，我都要求自己尽职尽责。我觉得一个人一生只要成功地做好一件事，就是最大的幸福。”

80年代初，民航局开通东南亚航线，需要招一批小语种乘务员，因为在东南亚的华人，大多不会说普通话，英语也不算太好，要不就说泰国话，但他们比较注重家乡话——潮洲话。兼于这种情况，民航特地招会说潮洲话的乘务员，黄宗英虽然生长在天津，因为父母是南方人，所以她从小跟家里人学说一口流利的潮洲话，通过严格筛选，她成为民航第一批小语种乘务员之一。“当时飞曼谷、新加坡航线比较多，自从在飞机上增加了潮洲话广播以后，增进了旅客的交流与沟通，尤其那些老华侨，他们感到特别亲切，受到旅客的欢迎。我以前只在家里说潮洲话，没有觉得什么特别，可当了空姐之后，感觉就不一样了。有一次，给旅客送水时，广东话和潮洲话发音截然不同，每到一排，总会有其他乘务员问我，旅客选择的是什么水，我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我能听懂，可以帮助解决。例如，旅客到曼谷要办理入境手续前，需要填写单子，内容很多，乘务员想帮助他们填，又听不明白，此刻我起到了翻译的作用，觉得自己还有一些用。”

至今黄宗英对第一次飞行还记忆深刻。第一次她飞上海，刚上飞机觉得挺新鲜（当时没有模拟舱），在这之前，她也是头一回坐飞机。那时飞的是三叉戟，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加油的气味像是鸭毛的味道，很难闻，第一次飞她就吐了，由于是新手，得到了老乘务员的照顾，并且告诉黄宗英一些经验，比如乘机前早饭要注意不吃鸡蛋，不喝牛奶等，这些都是影响飞行的因素，可以相应舒服些。虽然晕机是痛苦的，但黄宗英觉得工作是快乐的。随着逐渐的适应，她更加热爱这份工作，把它视为自己的人生梦想，不断取得进步。1992年，黄宗英被提升为分部干部。

80年代执行法兰克福航线与旅客合影（右三为黄宗英）

80年代末，临近过年，有一次黄宗英从日本飞回上海，飞机下降前，有一位中国男旅客找乘务员说，他去日本做生意被骗了，身上的钱除了买张飞机票后，就剩下10美元了，希望她们能给兑换一下，因为下机后，他还要转车、住宿、吃饭等，说着说着眼圈都红了。当时快过年了，他连家都回不了，乘务员们很同情这位旅客的遭遇，听到这种情况，乘务组12个人一商量，每人拿出10块钱捐给他，由黄宗英收齐了，交到旅客手里，使旅客很受感动。黄宗英说：“虽然在异国他乡被骗了，但是只要回到家，还是能够体会到温暖，这次我们帮助了他，也许以后我们还得到别人的帮助。我们只想在他这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中，留下一丝温暖，这就足够了。”

还有一次飞美国，当时国内刚接触癌症这个词，飞机上一位得癌症的美籍华人专程从美国回来治病，她病得非常严重，由于化疗头发都脱落了，疼痛时不停地叫，陪她来的两个亲人压都压不住。乘务员们给她特意找了一排座椅，铺上毛毯，让她休息时能舒服一点。“我是第一次见到癌症病人，她是吃也吃不下，喝也喝不下。我们就轮流交替陪她聊天，分散她的注意力。飞机空间比较封闭，容易让人产生烦躁情绪，更何况这种病人，我们还给她按摩，病人家属非常感激。飞机到上海入境时，我们和边防取得联系，允许她不下机，我们就守在她身边照顾，这时她告诉我们，在美国什么办法都试过了，没有用，这次想来国内看看中医。到北京后，我们又帮她要了轮椅，病人很感激，分别时，她说只要病好了，以后出门，就坐我们的飞机，听到这话，我们鼻子都酸酸的，大家心里知道这种病好的机率有多大，但这毕竟是她的希望，也是我们的希望，只要她能健康回去，对于我们也是心灵上的安慰。在我的飞行生涯中，还没有看到哪个乘务员遇到需要关心的旅客而熟视无睹，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氛围，没有谁觉得这种是一种例外，或特别，反而觉得是工作中份内的事情，已经普及化了。”

身着空姐围裙的黄宗英

空姐是令许多人比较羡慕和向往的职业，但许多人对空姐的认识只是基于表象，觉得工作长见识，阅历丰富，实际上空姐的工作充满了艰辛和辛酸。由于职业的要求，她们必须克制住自己的感情，黄宗英说从她当空姐的那天起，就没有听说人有富余的时候，人员总是紧张，家庭有困难的人比比皆是。“以前我们组里的一位乘务员令人非常感动，记得那是大年三十我们一起驻外，那天她老公在家里发高烧，孩子有病拉肚子，她出门时，还没有来得及把衣服洗完，只要她向领导说明情况，可以请假，但是她没有，觉得自己这样做了，就等于减员飞行，对不起同事，所以她毅然决然地来了，那时我还没有入党，在我的心目中，她就是党员的形象，让我钦佩，是我学习的榜样。有多少人在关键时刻不顾及自己的家庭或安危挺身而出，这需要莫大的勇气，不是谁都能做到的，这种事例在乘务队太多了。很多人若干个年不能在家过，谁不想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谁不想享受家庭的幸福，欢度良宵，可有时很多时候是在飞机上度过的，所以乘务员努力克服情绪上的变化，细致地去服务，很难能可贵。每当看见乘务员一个个朝气蓬勃地拉着行李箱上飞机，殊不知，要掩饰内心多少辛酸。还有一位同事，父亲去世了，她没有把这件事和单位说，自己处理完后事，照常上班，工作兢兢业业，用强颜欢笑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这需要多么大的克制力，是许多人无法做到的。”

黄宗英爱人也在民航系统工作，1987年女儿出世后，由于两人父母都不在北京，她就把女儿送到天津父母那儿，这一放就放到女儿小学毕业。平时遇到两天休息，还可以回去看看，如果遇到一天，就不能去了，每次女儿都不肯睡午觉，她知道一觉醒来，就会看不见妈妈。每当想起这个情景，黄宗英内心就觉得对不起孩子，现在女儿已经12岁了。“父母对我的工作支持非常大，什么事情他们都自己承担，例如孩子病了，也是病好后告诉我，怕影响我的工作。我在飞的时候，有时碰到周末，推窗看见楼下的孩子在大人的陪伴下，有说有笑的，孩子快活的玩着，那种心酸很难用语言表达。我是一位母亲，可女儿享受不了在妈妈身边的快乐，我也尽不到应有的责任。小学毕业后，把女儿接了回来，就发现有隔阂，她老觉得自己不是我带大的，在她最需要母亲的时候，我不在她身边，我不喜欢的缺点，诸如胆子小，运动量小等，在女儿身上多少都有，把她最需要纠正和培养的年龄错过了，现在她有事还是愿意和姥爷、姥姥说，因为在12年的生活里，与她朝夕相伴的只有老人。记得女儿小时候曾对我说：‘我将来生的孩子让你看。’我说我可不干，她说：‘凭什么，我都是姥姥带大的。’有时问女儿长大当不当空姐，她说不愿意，‘你整天不着家，就让我受不了。’孩子受不了亲人的不关心，女儿回来3年多了，我们相处的像朋友一样，总缺少一点母女间的亲昵，这也许是我终生的遗憾，但相反女儿却很独立。”黄宗英体会到空姐的不容易，所以在管理工作中，总是力求减轻空姐的压力，“我年轻的时候没有因为孩子影响工作，但是并不意味着别人不存在这样的困难。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应该负责任，尽量提供好的环境，让空姐们安心工作，工作舒心，相应服务质量也会提高。”

因为黄宗英下午还有重要的会要参加，我们便匆匆地结束了采访。走在客舱服务部的大厅里，正巧碰到一组年轻的空姐，拉着行李箱，迷人的微笑挂在她们的脸上……(郝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