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3月5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05周年的日子。2月26日，我应邀到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去出席纪念活动，在那里，又看到了我多年来难以忘怀的老伙伴———周总理的第一架伊尔-14型678专机，关于678专机的往事又一幕幕呈现在眼前……
我为678专机作试飞
我从1954年开始给周总理开专机，直至1974年，共给总理飞了20年的专机，对所飞过的总理专机有着一份难以用语言表述的深切感情。20年来，周总理乘坐过的专机只有两种机型，就是伊尔-14和伊尔-18。
1955年，苏联伊留申设计局研制的伊尔-14型飞机开始投入生产，新中国民航即决定要购进五架该型飞机。也就在这一年，我经过苏联教员带飞，通过苏联专家考核，获得了执飞该机型的认证，被升为机长。
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到中国访问，被新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所感动，同时，也目睹了中国总理周恩来日理万机，不辞劳苦的工作状态，他告诉中方，准备赠送一架有专机设备的伊尔-14型飞机给周恩来总理作专机。
当年7月，新的伊尔-14型飞机出厂，苏联政府果然从中挑选出两架飞机，一架送给越南主席胡志明，另一架则飞到北京西郊机场，送给周总理作专机。
1957年8月1日，这架专机由苏联飞行员驾驶飞抵西郊机场。那时我所在的民航飞行大队就设在西郊机场，我时任飞行大队大队长。我们热情地接待苏联机组人员，再三感谢他们为新中国民航的建设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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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交接仪式上(左1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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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我们在西郊机场举行了隆重的飞机交接仪式，周总理兴致勃勃地亲自到机场参加仪式。
在飞机正式交接前，我们先行安排了该机的试飞。我很光荣地被选中作为负责试飞的飞行员。
那天，机场像过年一样热闹，建筑物上悬挂着彩旗，到处洋溢着一派节日的气氛。我驾驶着新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心情也像腾空而起的新飞机一样激昂振奋。
试飞的结果非常令人满意，一切数据都符合设计要求。试飞完毕，我把飞机滑行停靠在停机坪指定举行交接仪式的位置上。周总理和双方参加仪式的人员，包括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及大使馆人员、苏联机组人员，中国民航局局长邝任农、副局长沈图，以及新闻单位的记者都已等候在机坪上。
我下了机，跑到总理面前，向总理立正，敬礼，报告试飞结果：“飞机一切情况良好，请示接收！”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被当时在场的一位记者同志用镜头记录下来。我身着民航制服，头戴大盖帽，还真有那么几分“帅”劲儿。这张照片成为我的珍藏。
周总理在听取报告之后，作了简短的讲话，对苏联政府赠送这架飞机表示感谢。他指示，飞机交给民航北京管理局维护使用。他还说：“虽然苏方把这架飞机作为专机赠送给我，但我不坐时，其他中央领导人及来访的贵宾都可以坐。绝不能因为我坐了，就成了我的‘专机’，我周恩来没有‘专机’。如果我坐了，就成了我的专机，谁也不能坐了，那不好。民航底子薄，飞机少，任务重，这架飞机不飞专机时，也可以作为民航机使用。”
周总理的专机不“专”
飞机由苏联飞过来时，没有编号，举行交接仪式后，民航编号为600。从此，周总理有了第一架政务用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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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总理：飞机一切情况良好，请示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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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架飞机为下单翼运输机，机身长22.31米，翼展31.7米，最大巡航高度5500米，装有两台阿什-82发动机，台功率1800匹马力，机重12300公斤，升限6500米，最大航程3200公里，最大起飞重量18吨，最大商务载重量3.65吨，巡航的速度为300公里/小时。因为是苏联方面计划作为专机赠送中国的，所以与其它同机型飞机相比有一些不同，它多了两个副油箱，能多加800公斤的燃油，增加了续航能力。此外，它有专机设备。所谓“专机设备”，也就是客舱中有一张办公桌，还有一张铺了绿色丝绒的大沙发，把沙发靠背放下后，就可以作为一张单人床使用。因为当时我国还处于建设时期，周总理不允许对飞机作铺张的装修改造。
像周总理指示的一样，这架飞机除用作他的专机外，还用于其他中央首长外出和接送外国政要。越南主席胡志明、总理范文同，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朝鲜劳动党领袖金日成等都乘坐过这架专机。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作为一个大国总理的周恩来，外交事务非常繁忙，这架专机可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国其他重要领导人如朱德、陈云等，也都使用过它。没有专机任务时，它还临时充当过民航的班机。周总理的“专机”并不“专”。当它作为专机飞行时，由有关部门的警卫严格看护，机修组认真细致进行检查，经过试飞后打上铅封，布以重岗，直到起飞前，不许任何人靠近。
为保密专机号由600改为678
在五、六十年代，国际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一些敌特份子也在千方百计地伺机对我党政军领导人施加毒手。1955年4月就曾发生过令世界为之震惊的，我国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的政府代表团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因此，我们对周总理的专机出行路线、时间、地点等，事先都是严格保密的。总理专机每次出行，起降时间、航线都只有机组成员和少数领导掌握。这架飞机以“600”编号飞行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这个编号对外已变得十分出名，为了防止敌特破坏，出于保密的考虑，按照周总理指示，编号被改为678。
随着我国外交事务活动范围日益扩大，周总理也更加频繁地出访亚非拉诸国，伊尔-14型飞机就显得不适应远程航线飞行的需要。1959年，我国从苏联购进了三架更为先进的伊尔-18型飞机，周总理才有了第二架用于远航飞行的专机———208号专机。至此，678号专机作为专机飞行的次数相对减少，我也在60年代以后改飞伊尔-18型飞机，并继续给周总理飞专机。以后，虽然我们又逐渐引进了更为先进的伊尔-62、三叉戟、波音系列等噪音小、速度快的喷气式飞机，但总理再也没有改用过其它飞机。我们也曾请示过更换专机机型，但总理说，习惯了乘坐伊尔-18，不用换了。
1974年，民航北京管理局将这架飞机由第一飞行总队移交给驻地在太原武宿机场的民航第二飞行总队，它先后在北京、天津、太原、西安、呼和浩特等地执行过航空摄影任务和航班任务。我仍旧为总理飞专机，虽然飞机已改成了伊尔-18，但我却从未忘记过678专机。1983年，我离开民航，调任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从此失去了关于它的消息。
重见678专机
1990年，我离休回到北京。当年，得到消息说这架飞机在剩余200小时飞行时限时停止了使用，去向不明。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它。
1992年夏季的一天，我去太原武宿机场看望原中国民航第二飞行总队的老部下，在机场意外地发现，那架让我魂牵梦绕的678专机被孤零零地抛弃在机场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我激动得像是在他乡突然遇到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感到格外的亲切，紧接着，又是非常的遗憾和伤感：这可是周总理的第一架专机啊！怎么就这样随随便便地丢弃在这里？听任日晒风吹雨淋，不维护，不爱惜。那天，我在678专机旁伫立良久，真是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呐。看着饱经岁月风霜的旧日伙伴，抚摸着它那落满厚厚尘土的机身，我感到十分心痛。我想，这架飞机虽然不能再飞了，但作为一代伟人的坐机，作为一件珍贵的文物，它仍然具有极高的保存价值，因为它见证了共和国建立初期内政外交的许多重要历史时刻，本身就是一段浓缩的历史。
那天，我和我那重新见面的老朋友合了一张影，同时暗下决心，无论如何，要为它找一个适合的归宿。
为678专机找一个家
我向当时任飞行二总队党委书记的吴平同志和航行部负责人黄德刚同志建议，应把这件事向山西省委领导打个报告，至少应该把678专机恢复原样，清理干净，搭个台子，建个机棚。我说，我留有关于这架飞机的一些图片和文字资料，如果需要，我会提供给你们，给青少年进行传统教育，也供后人瞻仰……
机场的领导同志对此建议非常重视，很快就行动起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这架飞机进行保护。
从太原回到北京，我心里始终放不下这架飞机，总觉得它应该被放置在周总理长时间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我向有关部门建议，要求很好地保护这架专机。我说，这架专机象征着中苏两国之间的友谊，记录着总理的一段人生，运送过许多世界名人，应该把它作为一件历史的重要遗物加以保护。我建议，把它修复后运回北京，或放进博物馆，或保存在中国民航的机库，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放在无人知晓的地方，任风吹雨打。我以美国的“空军一号”为例，力图说服有关部门重视这架飞机的历史价值。“空军一号”是美国总统的专机，退役后，美国空军部门像崇敬功臣一样，将其封存起来。美国新闻界对此也加以大肆宣传，一时间，有关“空军一号”的故事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
由于种种原因，建议久久未得到回复。为678飞机寻找适宜的归宿已像一块重重的石头压在我的心上。
1995年10月，中央决定要在天津修建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我从电视和报刊上得知这个消息，非常激动。我平时就有剪贴自己认为重要的事件或与己相关的事件报道的习惯，我把报上的消息剪了下来，加入了我的剪贴簿。我想，如果678号飞机能放到纪念馆，供后人参观，它和关于它的故事就能成为凝固的历史得以保存，对它来说，这不正是最好的归宿吗？
1996年1月8日，一些曾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像往年一样聚在一起纪念敬爱的周总理，我趁机向中央文献研究室顾问，曾任周总理秘书的李琦同志汇报了678专机的情况，建议把它放进周邓纪念馆，并恳请他从中牵线。李琦同志一听，当即说好。次日便给天津市委一位领导寄了信，说有架周总理当年坐过的专机，现在太原放着，早就不飞了，建议周邓纪念馆将其征集过去，并表示自己愿意从中帮忙。很快有消息传来，说周邓纪念馆的同志得知这件事非常高兴，但是能否从民航局把这架飞机要过去，他们心中无底。
过了不久，天津市委派了李爱华等三位同志到我家来了解情况，我尽自己所能把关于这架飞机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并建议他们赶快去太原民航武宿机场，看看这架飞机的情况，同时立即派人同民航总局接洽，取得民航领导的关心支持，征集这架飞机。
我想把它飞到天津
1998年5月19日，天津市委办公厅正式给民航总局发函，商讨飞机征集事宜。时隔不久，中国民航总局给天津市委发文，文中说：贵厅5月19日函已收悉。民航广大干部职工与天津市人民一样，无限崇敬周恩来总理。民航总局完全同意把现停放在太原武宿机场的前苏联赠送给我国的伊尔-14型周总理专机送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展出，并将大力协助天津市政府做好飞机的拆卸、组装和运输交接工作……”得此回复，周邓纪念馆工作人员喜出望外。
天津市委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们专门成立了专机接送领导小组，由时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罗保铭同志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为安全承运这架飞机，天津交通局还组建了一支特殊的超限货物运输车队。
当时，我已73岁。我向有关部门领导说：“这架飞机我检查过，没有什么问题。收拾一下，我想，我还能把它飞到天津。”但是，谁敢冒这个险啊？谁也不敢批准我去飞。
由于这架伊尔-14型飞机机体庞大，必须拆开来才能运输。民航派出技术人员，花了十几天的时间，把大小机翼全部切割下来，准备送到天津后，再将其复原。为确保专机的运输安全，防止机身在拖车上随车辆颠簸滚动造成损坏，机务人员还特别按照机身的尺寸做了一个可调节的支架固定在拖车上，又让机身小心地平卧在支架上。
1998年8月13日早上，十余辆装有这架专机部件的汽车组成了一支庞大的车队，从太原武宿机场出发了。车队缓缓行驶在京石高速公路上，并在次日转上了京津高速。三辆警车在车队的前后谨慎地护卫着这支车队。
为迎接这架不凡的专机，天津市委特地在设在天津市水上公园内的周邓纪念馆独辟了一片停机坪，并设计了一座非常漂亮的天棚。天棚的顶部由三个巨大的半弧形金属网架构成，表面材料采用蓝色耐力板。晴朗的天气状况下，它会与蓝色的天空浑然一体，象征着敬爱的周总理像海天一样宽阔豁达的胸怀。三个半弧的造形犹如一只展翅翱翔在天空的雄鹰。
8月14日中午，678专机安全抵达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在那里，民航总局派出的飞机维修工程部的机务人员和天津市民航局的机务人员密切合作，用近10天的时间将飞机重新装配完毕。
678专机抵达天津后，我与总理的专机乘务员王竹报一起去到那里，与工作人员一起布置机舱的陈设，从窗帘的颜色、床的位置、文具的摆放到茶杯的大小，每个细节都严格按照周总理使用这架专机时的样子安排，恢复了专机的原貌。
1998年9月27日，这架已恢复原貌的专机终于在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安家落户了，并于10月1日正式对外展出。我知道，我对这个老伙伴的挂念终于可以释怀了，我的老伙伴———我挚爱的678专机，终于有了一个它应该得到的归宿。它将永久陈列在那里，迎接着无数参观者崇敬的目光；它将像一个忠诚的卫士，陪伴在伟人的身旁。(张瑞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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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霭：
生于1925年，特级飞行员。1953年8月受命组建新中国民航（军委民航局）第一飞行大队，当年12月被任命为军委民航局第一飞行大队大队长，此后历任民航北京管理局副局长、民航北京管理局局长、中国民航总局副局长兼北京管理局局长、中国民航总局第一副局长等职。1982年12月调任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86年被任命为新组建的中国联合航空公司首任总经理。1990年8月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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